本文以日本見存《王羲之草書孝經》提供的線索，針對唐玄宗《御注孝經》的成立與改訂過程等相關議題進行釐定，藉以明確《御注》成立的具體原因及歷史價值，獲得以下幾點推論：一、開元初，玄宗自製《孝經制旨》，用以督導宗室諸王勉學《孝經》，敦行孝悌而不起反心。開元二年三月玄宗賜薛王業《王羲之草書孝經》，並沿用〈制旨序〉作〈勑薛王業序〉。二、唐玄宗開元「始注」完成後，取代朝野爭議的《鄭注》、《孔傳》，不僅達成確立科舉經籍之目的，同時對消解朝臣對立也發揮實質的作用。三、天寶二年唐玄宗修訂「重注」，並沿用〈制旨序〉取代「始注」的〈元行沖序〉；且在天寶四年建成「石臺孝經」，藉以宣示「孝治天下」之太平盛世已經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