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引入與中國傳統不同的另類自然知識，不僅開始行程兩種文化中自然知識的競爭，也促使士人以西學為鏡來省思傳統中國的自然知識，並加以考證或考據。本文以熊明遇（1579-1649）在《則草》與《格致草》中處理冰雹生成為例，來檢視他對留存於文獻中的自然知識進行考據與反應。
 筆者發現，朱熹理學在建立「格物窮理」時，將「物各有理」擴及奇異的蜥蜴生雹，肯定蜥蜴生雹有其理。此一見解從宋流傳到明末。在亞里斯多德自然則學衝擊下，熊明遇是首位關注耶穌會士對冰雹的形成與朱熹理學對蜥蜴生雹解說不一致的士人。他不但質疑儒者「雹理不明」，並將蜥蜴生雹的「奇異」貶入繆論之中，即為思索儒學（或理學）與科學進的關係提供一個異例，也為名戴自然知識的考據，提供一個堅實的佳例。熊明遇無疑是西學影響下明代自然知識考據學的先驅者。